BMI标准下调，你“被肥胖”了吗（健康驿站） - 世界杯赛程

美国糖尿病协会（ADA）肥胖专业实践委员会近期发布了《2026成人超重与肥胖诊疗标准》，该标准对亚裔人群的超重和肥胖判定标准进行了调整，引发了国内的关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减重与代谢外科主任张鹏对此进行了阐述。

亚洲人群为何对体重更敏感

体质指数（BMI）是评估肥胖的常用指标。不同地区会根据当地人群的特点和健康风险调整BMI标准。中国目前的标准是，健康成年人BMI在18.5至24kg/m²之间，低于18.5kg/m²为体重过低，24.0kg/m²至28.0kg/m²为超重，28.0kg/m²及以上为肥胖。

新指南建议亚裔人群采用更低的临界值：BMI达到23kg/m²即视为体脂超标；23kg/m²至27.5kg/m²且无腹部脂肪堆积者为超重；BMI达到27.5kg/m²，或23kg/m²至27.5kg/m²但腰高比≥0.5，或23kg/m²至27.5kg/m²且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者，则被诊断为肥胖。

张鹏指出，新指南的超重标准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建议接近，而肥胖标准则比中国现行标准更为严格，旨在提前进行干预。WHO此前建议亚裔人群BMI≥23kg/m²为超重，BMI≥25kg/m²为肥胖。而非亚裔人群，正常范围是18.5kg/m²至25kg/m²，超重为25kg/m²至30kg/m²，BMI≥30kg/m²为肥胖。

关于亚洲人群为何需要更严格的标准，张鹏解释道，除了东亚人骨架和体型相对较小外，研究表明，在相同BMI下，亚裔人群体脂率更高，患糖尿病等代谢性疾病的风险也显著高于西方人群。即使移居海外，这种高风险特征仍可能遗传给后代。

张鹏提到，中国现行的BMI标准制定于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民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的改变，该标准在学术界引发讨论。有人认为，若继续沿用相对宽松的标准，部分BMI在24-27.9kg/m²的人群的真实健康风险可能被低估，从而错失早期干预的机会。因此，有专家提议采用更严格的标准，以实现更早的预警和干预。

张鹏提醒，在理解BMI标准时，不应将其视为绝对的诊断依据。例如，新指南以BMI≥27.5kg/m²为肥胖临界值，但BMI为27.4kg/m²的人群同样需要关注。BMI本质上是连续变量，所有临界值都是基于流行病学数据统计得出的“拐点”，在该数值附近，疾病发病率会显著上升。然而，人体的健康风险是随着体重增加而逐渐变化的，并非在某个特定点突然发生改变。因此，持续监测体重有助于及早采取干预措施，预防肥胖及其并发症。

BMI正常不代表健康无虞

体重数字和BMI在正常范围内，是否就意味着体重健康？

张鹏表示并非如此。BMI存在一个固有缺陷，即无法区分肌肉和脂肪。因此，存在一类人，他们的BMI正常甚至偏低，但体脂率却超标，这被称为“隐形胖”。这种情况在临床上并不少见，例如缺乏锻炼导致肌肉流失的老年人，体型纤细但腹部脂肪堆积的中年人，或者看起来苗条但肌肉量严重不足的年轻女性。他们体重不高，却可能面临代谢风险。

为了提高诊断的准确性，新指南将腰高比等指标纳入诊断体系。指南明确建议，对于亚裔人群，即使BMI在23kg/m²至27.5kg/m²之间，如果腰高比≥0.5，或女性腰围≥80厘米、男性腰围≥90厘米，也应被诊断为肥胖。张鹏指出，与单纯的BMI相比，腰围和腰高比能更准确地反映腹部脂肪堆积，即“中心性肥胖”。这种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的脂肪对代谢危害极大。

据介绍，男性体脂率超过25%、女性超过30%即提示体脂超标。但市面上常见的体脂秤受多种因素影响，不应过分关注具体数值，而应将其视为监测身体变化趋势的工具。

张鹏认为，新指南的一大亮点在于极大地细化了临床评估和肥胖分级，而不仅仅是筛查标准。新指南将肥胖分为0至4级，每个级别都对健康风险进行了清晰描述，并对应着糖化血红蛋白、血脂、转氨酶等具体指标范围，甚至包括心理评分和身体功能等量化标准。

• 0级： 存在体脂超标，但无任何健康风险因素或症状。
• 1级： 开始出现亚临床风险，如临界高血糖，但尚未发展成疾病。
• 2级： 已确诊肥胖相关疾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症状属中度。
• 3级： 导致严重疾病，症状属重度。
• 4级： 导致终末期疾病，症状极其严重。

支撑这一分级系统的，是一套全面的临床评估清单。医生不仅需要了解患者的体重史、家族史、心理状况，还要评估其饮食习惯、运动模式、睡眠质量、社会生活环境等，并全面筛查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脂肪肝、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骨关节疾病、抑郁焦虑等肥胖合并症。

张鹏表示，肥胖治疗不能像肿瘤治疗那样直接下达指令，因为患者短期内可能感受不到肥胖的危害，难以严格执行。医生需要与患者沟通协商，共同制定一个可行的折中方案。肥胖管理并非追求理论上的最优，而是找到患者能够坚持下去的实际可行之路。

体重管理是终身课题

张鹏强调，新指南将肥胖定义为一种异质性慢性疾病，为肥胖需要系统、持续的医学治疗提供了理论基础。所谓异质性，是指肥胖的病因和临床表现多样，涉及遗传、代谢、心理、社会环境等多重因素。

普通人应该如何做？张鹏介绍，医学界提倡“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体重管理”的理念，即像管理血压、血糖一样，将体重管理视为贯穿一生的必修课。

• 消瘦人群（BMI＜18.5）： 管理目标是增肌，而非单纯增重，关键在于提高优质蛋白摄入，并通过合理锻炼增强肌肉。
• 体重正常人群： 目标是优化身体成分，在保持体重稳定的基础上，追求“肌肉多一点，脂肪少一点”的状态，这比维持一个简单的体重数字更有意义。
• 超重人群： 需要加强生活方式干预。运动量应在国家推荐标准（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基础上增加至少50%；每日热量摄入需在正常水平基础上减少400至600千卡，这是防止其发展为肥胖的关键。
• 肥胖症人群： 如果强化生活方式干预3个月无效，应寻求医学治疗。轻度肥胖（BMI28—32.5）可考虑用药；中度肥胖（BMI32.5—37.5）应积极用药；重度肥胖（BMI＞37.5）则需要手术治疗。

张鹏指出，现实中，极重度肥胖者常因身体负担重、心理自卑而不愿就医。必须纠正社会对肥胖者的误解——过度进食和缺乏活动并非简单的“懒”或“不自律”，而是疾病导致的生物学改变。许多患者因胃部长期扩张，大脑持续处于“饥饿”状态，会不由自主地选择高热量食物。这是一种需要医学干预的病理状态，不应受到歧视。只有摘掉道德审判的有色眼镜，才能帮助这些患者走上科学的减重之路。

“减肥最好一次成功”

张鹏指出，对于已达到肥胖症标准的人来说，“管住嘴、迈开腿”是基础，但无法完全解决根本问题。体重增长并非匀速，而是一个动态过程，不应等到体重发生剧烈变化后再仓促补救。

尤其需要警惕可能导致体重突然大幅增长的关键时期，如断奶期、青春期、毕业进入职场、结婚、生育以及女性的围绝经期。在这些内分泌波动剧烈或外界环境剧变的时期，体重最容易失控。

张鹏强调，当体重处于临界状态时，这本身就是重要的医学警示信号，提醒我们需要及时“刹车”，防止其滑向疾病。

张鹏曾接诊过一位患者，10年前体重为200斤。在接下来的10年里，他成功减肥10次，每次减重超过30斤，但10年后体重却达到了300斤。这一案例令人警醒。

张鹏解释，这与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有关。每次大幅减重，身体会误以为进入“饥荒危机”，一旦放松管控，体重便迅速反弹，并倾向于储存更多脂肪。更糟糕的是，减重过程中脂肪和肌肉会同步流失，而反弹时若未进行力量训练，长回来的几乎全是脂肪，尤其是内脏脂肪。短期内大量脂肪涌入腹腔，可能导致单纯性脂肪肝迅速恶化为肝炎、肝纤维化，或使糖尿病前期直接发展为糖尿病。由此形成“越减越重、越减越肥、越减越病”的恶性循环。

因此，张鹏强调，减肥最好一次成功，切忌反复。反复减肥反弹对身体的伤害可能比肥胖本身更大。这需要在医生指导下，采取可持续的医学干预措施，而非仅依赖短期生活方式管理后又恢复旧习。

链接：减肥药能否有效瘦身？

张鹏表示，减肥药仅适用于特定人群的辅助治疗，存在潜在不良反应，必须在专业医生指导下使用。药物效果因人而异，不能视为“万能神药”。

减肥药通常通过抑制食欲、减少脂肪吸收、延缓胃排空或提高代谢等机制帮助减少热量摄入，从而实现减重。但它只能辅助“管住嘴”，无法替代“迈开腿”。若不改变高热量饮食习惯、不配合适度运动，停药后体重极易反弹。

一个普遍的难题是，患者服药期间体重下降，但停药后体重往往迅速反弹。一项针对38万人的真实世界研究显示，用药3年后，受试者平均减重幅度不足5%，这在临床上通常被视为无效减重。这意味着，现实中，真正通过减肥药实现长期体重控制的人寥寥无几。

临床试验数据与现实效果存在差异的原因在于，临床试验中的受试者有完整的医疗团队支持，而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独自用药，缺乏专业指导和持续管理，效果自然大打折扣。